编者按：2009年7月25日，“新媒体发展高端论坛•月度沙龙•七月号”如期召开,DVBCN数字电视中文网做为新媒体发展高端论坛独家媒体深刻记录新媒体产业精英们的对新媒体的不同理解,本次论坛主要是围绕“新媒体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为主题展开而来的一次媒体文化的尖峰对话，到场的产业精英有格兰研究韩凌女士、中央台栾轶玫女士、人民网邢华先生、亚太环通张潇清女士、央视网孙喜庆先生、千龙网周科进先生、中国传媒大学任孟山先生、竹琳女士、北京台韩澄宇先生、国际台赵健先生、六间房视频张军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刘建平先生以及本次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以下是本次论坛的具体内容：

        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这次是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跟业界连接的横向的交流探讨的民间性质的学术活动。这个活动目前对学校、对业界来说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一个信息传播技术，而信息传播也好，信息传播技术也好，到了二十一世纪，确确实实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有社会实践性活动的神经网络或者说一个神经中枢。

        今天按照原来的设计，探讨新媒体下的国际传播。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呢？因为形势和现实，如果要说形势，最近十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不断亮相，形成了这么一个大国态势，但是好像在实践运作当中有时候不尽人意之处甚多，最近半个月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发生在西北的事情，还有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算起来在国际的影响比较大。

        中国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形象客观化地自我呈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也很重视，中央曾经在上个星期发了一个24 号文件，专门强调新闻宣传机构怎么样重视中国的对外传播。为此，广电总局和我们中心最近连办三期广电系统的对外宣传培训，目前还在开办当中。这是一个形势。从现实层面来说，也是因为传播全球化，导致了一个新的平面，国内传播国
际化或者国际传播国内化。我们按照八十年代以来的规律性的总结来说，传播全球化之后，有两个特征：一是大家越来越关心远方的事情。因为传播全球化，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信息在瞬间都可以直接搬到眼前。二是大家很注意关注身边的信息。因为身边的信息是涉及到你的生活境遇、生活诉求、事业影响，跟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后来经过这二十年来的发展，最远的东西和最近的东西慢慢在合拢，这个合拢不光是时间上并轨，在空间上一个是跨越了国际的界限，一个是也是跨越了国内的界限，实际上人已经被抛进了一个传播的网络之中。

        新媒体，现在讨论传播的问题，不管是国内的传播也好，国际的传播也好，它的焦点是什么？我们这里随便拿一份报道，碰巧昨天晚上人民网上发布了一个“2009 年上半年国内应对网络舆情能力”的排行榜，几十页的报告，这里面是按照传播机构，当然也是代表行政权力的传播机构，对于发生的重点事件之后作出的信息反应之后所形成的社会效果的一个评估。分了四个档次，一个是蓝色警报，政府总体较为得体，比如四川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陕西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第二个层次是黄色警报，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说了四个话题，上海的户籍新政；河南灵宝市的王帅案；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的飙车案。

        第三个是橙色警报，政府应对的明显问题。河南郑州“替谁说话的副局长”；重庆高考状元的造假事件；邓玉娇件。第四个档次是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红色警报。石首市的骚乱就是一个例子。从舆情热度的排行榜看，跟这个稍微有点区别，排前三位的是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飙车案。舆情的热度大家不管事件大小，关键是激发了一个参与感，使得这种信息反应在量上呈现了集中趋势。

        第二个指标，传播媒体的关注度。第一个是躲猫猫事件，躲猫猫事件是因为有云南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物出来，所以作为一个对信息反应的探索样式，所以传统媒体的关注放在第一。邓玉娇案又出现，还有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网站推荐：第一是躲猫猫事件，第二是邓玉娇案、第三是飙车案。网民关注度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邓玉娇案，第二位躲猫猫事件，第三位飙车案。
意见领袖的关注度：邓玉娇排第一，躲猫猫排第二，上海的户籍新政排第三。其实中国的这些事件也都在国际传播的平台上呈现出来。境外媒体，包括路透社、美联社、BBC、纽约时报、泰晤士时报，23 家境外媒体关注度，排在第一的是跟我们这个有区别，分别是湖北石首事件，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可能是因为湖北石首这个事情规模比较大，所以国际反应也比较大。从新媒体关注的焦点来看，说明我以前反复强调的两个关键词，还是个安全问题，认同问题。我们看这几个关注度，不管各种指标的关注度，排在前面的事件基本上没有逃脱这两个词，“安全”和“认可”。还有其他新的媒体表现方面，流媒体、视频、博文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个载体，一个手段，根本还是大家的一种心态、一种情绪、一种意见、一种态度，通过这个东西来得到表达。

        所以有人就说互联网不是理念，也不是知识，也不是热情也不是价值，没有智慧说不上意义。但是互联网可以增加这所有的东西，使得它更多地实现、更多地流通，还是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使得传播主体的身份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个可能对当下新媒体发展之后信息传播的管理格局和运行格局所提出来的公共层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传播主体扩大了、更新了、改观了、提升了，新媒体产生的传播困境是什么。现在看来，因为西方有一个传统，从当年美国最早用广播归纳民意、制造民意，形成美国的传播模式，从罗斯福时代后来到了肯尼迪时代之所以能战胜尼克松是因为电视传播的视觉效果，不管从表情、色彩以及风度等等，到今天的奥巴马，完全是在新媒体平台上营造出的民意。

        信息传播的手段的丰富和扩大，形成了一个对传播政治的挑战，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后现代政治的一个困境。这一点，我们好象现在感觉越来越强，实际上按照联合国秘书处和世界论坛在2002 年做的一个调查，当时的一个调查数据证明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国家的人或者三分之二的人口，坚信他们的政府治理跟民意是有距离的。在美国达到了69%，欧盟是61%，因为欧盟多元化的进程，引起了更多政治认同的矛盾。如果在我们今天的互联网上再评估这个数据，可能我们会更悲观一些，因为现在从跟贴的发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