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已经成为中国电视业界和学界绘制竞争图谱时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纵观湖南卫视自1997年改革至今的十多年历程，竞争、上星、上市，所有的操作都最后落笔成了中国电视竞争当年度的关键词，一个来自经济、文化都不在全国处于高地的地方卫视，竟最终被外界解读成挑战央视的希望所在，无论对于媒介研究还是传媒政治经济学而言，这都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试图以布尔迪厄的场域视野来解读当前中国广播电视媒介环境里湖南卫视在十年内发展过程中的两度崛起。

    一

    首先，有必要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做一大致梳理。“场域”概念是布氏社会理论框架里一个颇为关键的空间性隐喻，而关于场域中权力运作的思索，则是布尔迪厄以新的方法论论述行为和社会结构关系的重心。在著作《区隔》（《La distiction》）与《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里，布尔迪厄把实践行为理论勾画为“惯习（habitus）[1] 、资本以及场域之间关系的结果”（戴维·斯沃兹.2006中译本：161），即【（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该公式也承接了他关于场域分析三步骤的设想，毕竟，场域概念最基础的因素是多维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始终处于各种力量胶着与角力的紧张状态之中：任何一个特定场域必须与权力场域 [2]结合起来考量，或言之，探察该场域在权力场域中的权力等级与社会地位；其次，辩识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一定要分析行动的惯习，行动者通过内化自身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从而获得相应的性情倾向与行为模式（布尔迪厄，2004中译本：143）。

    使用上述的场域模式来解读电视，算得上是布尔迪厄对媒介研究领域的一个贡献。1996年在巴黎一台面向普罗大众教授法兰西公学院课程《关于电视》与《记者场与电视》时，他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路径即“参予式客体化（ l’abjectivation participante ）”[3] ，从内部审视并揭露媒介体制的符号暴力与商业逻辑：首先，布尔迪厄分梳出这样一条制约关系的链条：经济场——新闻场——其余文化场。自身难以自主、牢牢受制于商业逻辑的新闻场直接受到了需求的支配，譬如节目收视率、广告份额等已然成为了衡量媒体实力的主要指标，经济资本的数量将直接决定媒体在新闻场中占据象征资本的总数，而媒体一旦掌控了相当的象征资本，则意味着该媒介的符号权力/资本能够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容小觑的话语号召力量，这是控制市场份额的前提，如此才能更好的吸引广告客户，捞取经济资本。新闻场，作为一个现实的关系网络存在，其内部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的共生关联与角逐游戏客观上造就了媒介实力等级。

    在这里，布氏分析的第二条基本理路是，新闻报导作为一个社会场域，除了透过收视率的作用和商业逻辑的运作保证了其场域他律性（hétéronome）特质，更紧要在于，本身作为一种场域结构的新闻媒体，一方面会反过来支配其他的社会场域，即以“同构（isomorphism）”[4] 的方式对所有其他场域实施控制力，同时也是社会权力场域的同构性再现，或言之，社会的等级与冲突模式在新闻场中同样得到再生产，甚至可以视作为“社会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委婉形式”（ 布尔迪厄，2004中译本：187）。

    以上可见，布尔迪厄完全以先前提出的场域分析三层次模式来解读新闻场，但他主要攻击的目标却是法国电视上的新闻演播，这就使得结论表现出极其明显的法国性，亦造成了它们跨文化语境转换的难度，可以得见，即便在具有某种类似性的社会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也仍然会要求我们在运用特定社会理论的时候不断审度它的有限适用性。布尔迪厄讨论新闻场的若干特征时，相当具体地涉及到经济关系、政治力量和权力体制等方面，这本身就表现出对理论有限适用性的重视。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追根溯源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