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广播电视媒介环境若比作一个场域，它相较于布尔迪厄笔下的新闻场似乎更加复杂，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新闻生产与流通的层面，相反，作为一个受到权力场域结构化的社会空间，其中必然有宰制者与被宰制者，只是这种场域内部的等级关系在布氏看来是由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比例与总量决定的，但在内地广电环境里，权力场域按照行政区划的单位等级设置将内地电视媒介依次排坐，政治资本，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才保证了媒介生存最根本的符号权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央电视台可以作为全国广电唯一的第一梯队，而湖南卫视与其他省级卫视也无出左右，以省级政府的宣传喉舌身份进入了国家主权话语体系。如是这般，这种以国家资本与权力场域的共同建设为基础的恒常、持续的位阶关系在广电业界逐步落根、得到认同，也通过这样的运作，电视产业重组、频道资源的重新整合在客观上有助于将统治秩序合法化并再现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在服务于自己特定场域利益的同时，也有益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利益。

    同时，这个场域结构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广电操作，而且从湖南卫视的扩展恰好能够展示政治资本作为元场域在中国广电业的运作逻辑。随着1998年开始凭借娱乐席卷全国后，湖南卫视的诸多操作让人嗅出其中希望打破娱乐印象追求全国影响力的些许意味。2002年初，湖南卫视正式更名为“中国湖南卫视”，年末，湖南卫视定位为“娱乐、资讯为主的个性化综合频道”。 2004年6月，湖南卫视确定“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的目标，秉持“快乐中国”的核心理念。这也是国内所有电视媒体中，对自身品牌进行清晰定位与形象区隔的第一家。

    从2002年更名、2003年湖南卫视重新定位之时的某些用语却也显露出其面向全国、拒斥“娱乐立台”之说的意味深长。从某种程度，2003年的整体定位已经为其后在全国的大面积扩展埋下伏笔。当年，时任湖南卫视新闻中心主任的梁瑞平在接受新浪访谈之时旗帜鲜明地反对娱乐立台之说，他认为湖南卫视在发展中只不过聪明地选择了从娱乐突破，再带动其他的策略。他认为没有新闻的频道，只会是一个软体动物，因为媒体最基本的功能还是新闻。 [10]这样“新闻出省”的定位不得不让人与当年央视大面积扩展新闻编播实力、创立新闻频道等举动联想在一起。湖南卫视台长魏文彬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出从未要娱乐立台，湖南卫视是创新立台，娱乐只能说是风格。[11]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地方卫视，在中国广电场域第一圈层——央视的强力辐射下，湖南卫视是否真正具备了突破“软体动物”的资本？2001年，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因破天荒首次播出了广电总局十分敏感、极少触碰的同性恋话题，导致该节目的直接下撤；而湖南经视也几乎在同时，因为在其经济分析类专题节目《经济环线》中，讨论“中国农民企业家峰会”时因某些嘉宾的邀请问题而惊动中央，一时间，湖南卫视被广电总局取消上星资格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两件事情对湖南电视，尤其卫星频道而言，无疑是相当大的重创，换而言之，湖南电视人此番借助“娱乐”领袖全国从而占据话语权高地的企图遭受到来自广电权势部门的高度打压，教训在于，在一个并不具备任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优势的地区，湖南电视借“娱乐”成功出柜，却未料想到，这种娱乐强势地位的确立却仍旧未为其带来任何政治话语权力的优势，或言之，政治资本数量并未因此得到任何增长，在谈话节目中触及某些话语禁忌，加上其新闻理念的探索实在有些牵强，尽管游离在“出轨”的边缘，也反复持续地挑战着内地广播权威部门和审查机构的容忍底线，却差点遭致封杀之后果。

    第二，我国广电体制的建构与分布，依靠行政力量已基本完成组建任务，或者可以这么理解，在权力场域与广电体制的同构性连接上，政治资本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与此同时，各级广电媒体业已成为了铺设国家意识形态图景的重要单位。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传媒业进行新一轮改革以来，尤其当我国媒介竞争格局逐步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李良荣，2004：340）局面时，广播电视的结构调整以二级电视与频道专业化为中心内容，市场逻辑开始介入媒介的日常运营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