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广电场域中只是权力资本较为单一的运作、回荡，那么从中国广电开始逐步失去国家财政支持而被迫走上同业商业竞争的道路之后，广电场域中在政治资本运作之余又牵扯进一股新的力量——经济资本。虽然经济资本的获取并非能保证内地媒介政治话语的扩大：广电媒体拥有的政治资本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权体系相互挂靠，无法撼动。但经济资本毕竟是与政治资本相区别的一股新生力量，在市场竞争中以往被行政级别这种政治话语方式所压抑的诸多问题甚至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省级卫视的上星落地之战、省级地面频道的覆盖等以往闻所未闻的问题，在经济利益面前开始了广电行动者短兵相接式的利益重构。

    根据网络媒体的报道，2005年湖南卫视的全国落地费已经达到2000万。按照广电总局的规定，省级上星频道就是理论上能够覆盖全国的电视频道。“理论上”的全国覆盖要付诸实施，政治资本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于是，“落地费”这一经济指标开始成为业界的公开秘密。从这里我们得见，虽然政治资本没有失去中国广电场域之元场域的控制力量，但是它的控制力度和幅员却在经济资本尖锐的矛头之下露出了缝隙，于是中国广电图谱在新一轮的力量角逐中具备了重新绘制的可能性。

    最后，若言惯习是“存在于场域里的潜在的实践原则”，那么对于内地广电场域而言，一分为二的媒介性质无疑是最根本的运作规训，因为它事实上成就了省级媒介挑战场域内部权力等级的可能。内地广电场域的特殊性在于媒体手中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能够演化出一股新的权力资本——象征资本，此处的象征资本已更多地与社会资本交互重叠，与布氏所分梳的媒介与知识分子合谋而占据话语权力不同，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媒介借由政治或经济资本的运作，凭借特定的媒介符号或权力在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占有不容小觑的话语召唤力量，只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已不能由政治资本理所当然的先天优势独立支撑。

    有人说湖南卫视借助娱乐节目成功突破地域限制，1997年《快乐大本营》以及2004年启动《超级女声》的两度崛起，客观上以经济资本的突围与大众文化的召唤挑战了同级卫视一直梦寐以求的广电体制与游戏规则，无非就是为了借由娱乐版图全国扩张的温和形式达致商业化之企图。但是在湖南卫视经济资本大举提升的过程中，一起风生水起的是它在大众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尤其是让诸多学者瞠目的《超级女声》所释放出来的大众文化力量，顿时让湖南卫视真正被置于公众的前台，一个地方台的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娱乐节目甚至被人解读出民主、公民社会的气息。

    当今，在内地媒介的运作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以娱乐化、非政治化的方式成功去除了政宣功能之于大众的反感心态，并能以草根、平民之姿态成功介入大众文化形貌之构建中，同时商业化运作被再次镶嵌在固有的国内媒介体制中，并产生表面响应实则颠覆的抵抗后力。也许湖南卫视本身在制作《超级女声》之初没有设想过对抗央视、夺取话语权此等充满颠覆意味的目标，但是《超级女声》的成功及随后广电总局、央视的某些举动却在网友等受众的解读下，慢慢被赋予了“垄断”、“霸权”的意义。原本只在广电场域行动者内部心照不宣的某些惯习以一种未曾意想的方式公诸于普罗大众面前，这不能不说是象征资本的力量。

    而且此等象征性资本的潜在力量还在于，它又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转换或还原为经济资本，甚至政治资本，这恐怕是中国广电场域某些行动者真正深以为戒的运作逻辑。再以湖南卫视为例，2006年《超级女声》的冠名广告费用之高让广告界、广电界大为震惊，虽然一档《超级女声》能够为湖南卫视赢得的直接经济利益无法与“春晚”相比，引人关注之处是一个政治、经济甚至历史文化并不占据独特区位的地方媒体能够凭借引领大众娱乐而成功跳脱其作为省级卫视在发展上的地域局限性。按照吕新雨的说法，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发展所引致的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的利益分割，以及地方媒体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建诸其上之利益的追求，不断威胁与侵蚀着中央台的垄断地位，而湖南卫视的余兴节目已经前后两次从市场份额和内容区割上撼动了央视在综艺节目这一部分上的号召位置，重点还在于，在并没有触犯任何政治性错误的前提下，或言之，在意识形态框架里以商业化的方式盘踞大众文化图景之型塑角色的扮演上，湖南卫视远远领先于央视与其他同层级电视单位，并因此为其之后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扩张与推广埋下伏笔。虽然中国广电业较为特殊的政治资本分配终会给湖南卫视的发展设置“透明的天花板”，但是随着广电场域中角力的进一步发展，湖南卫视能够触动原有体制到某种程度却是一个让现有级层利益既得者忧心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任何一角的失守会导致的连锁反应恐怕将大大超越业界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