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出发，传媒获取的市场份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其实力的综合扩张必然最终落实或说触及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如前述，内地政治体制成为大陆媒介政治性（或言，党性）原则之前提，媒介体系的层级特质服务于政权正常运作外，更入主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维系与传布过程中：（1）一方是地理上四散而不相连属的民众，另一方是国族生活的形象心腹之地，大众传媒，尤其是广电媒体，在二者之间形构了桥梁；（2）无论地区性或全国性层次，广电媒介皆在民众心里内，营造、提振了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Cardiff, D. and Scannell, P.1987：184)。因此，对于大众文化中的受众而言，电视媒介的日常侵占已不可避免，诚如此论，就央视诞生之日起，它就极具中心与集权之意涵，极力想要提供孤立四散的民众一种国族认同感、民族凝聚感、话语同一感。只是在中国电视产业化的过程中，受众注意力的指向最后也会影响到一个电视台的认同感塑造能力，更逞论其后更加直白的经济利益争夺。湖南卫视目前的敏感在于他已经获取的注意力和市场份额使他看上去具备了挑战某些格局的实力，但是实际上，在按照行政资源配置频道资源的中国电视市场，这种挑战不仅触及了利益分割过程中的微妙均衡，更加会引起各级电视机构背后行政资源的质疑。

    同时，媒介市场化进程却让这种国族身份/认同与民族主义意识变味，对意识形态的占有转化成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吕新雨，2006），或者说，央视在媒介市场化过程中并非与其他媒介处于同一水平，他始终占据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并尽可能地转换成商业利益，并以国家层级的电视台身份导向着电视节目的政治正确性；同时，媒介的公益服务功能与商业取向始终交错并行，商业是被国家意识形态装饰过并赋予合理性的商业，公益服务是被市场以“非政治化”面目的“政治”进入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重组过程中的媒介产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若说央视因由政治资本的垄断转换成地方媒介难以企及的经济资本而成为众媒介潜在的挑战对象的话，而湖南卫视却因亲身的成功实践把自己塑造成中国广电场域内部媒介实在的挑战对象，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具备任何资本资源优势的湖南卫视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的文本，从而拨动了占尽地缘、文化资源优势的地方媒介乃至央视的竞争企图。但紧要之处在于，湖南卫视参照了央视商业化发展的模本，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外界（媒介、受众）对其的过度诠释与关注，并尽可能地将其转换成商业利益，成为其扩张电视版图与商业市场的最重要的隐性王牌，而包裹着他的外显之物就是“去政治化”的娱乐节目，前提在于他开始在市场竞争上形成了与央视可以抗衡的力量，这恰恰正是湖南卫视与央视在市场化过程中最核心的差别所在，根源就在于，政治体制的规训、政治资本的差别让央视与湖南卫视在市场化伊始就处于绝对不对等的起点上，央视所占领的国家意识形态位置勿庸置疑，而湖南卫视却率先藉由“去政治化”的娱乐品牌在大众文化图景中树立了自主并相对自由的文化制高点，被挑战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央与地方媒介模仿与关注的对象，这本身就是“政治化”的过程，换言之，湖南卫视是以商业的“非政治化”去迎合当下大众文化对权威政治的抵触，却以市场的全国性扩张挑战了内地媒介的政治性分布体系与资源配置，这就是湖南卫视商业化进程的本质所在。

注释：

[1] 惯习（habitus），又译成“习性”、“生存心态”，是布尔迪厄社会理论最根本的概念，主要用来强调与社会结构、社会等级共时并存并同时运作的行动者的秉性系统，其概念本身也是某种“资本”（capital），它不是布氏实践概念的单独来源，而是一种触发性、中介性的力量，并且依由惯习，创造了不同场域之间的实践同构性。本文使用惯习，更多依据布氏场域理论的设想，作为场域内部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潜在的游戏规则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