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视的发展超越了纯粹的技术范畴，需要从经济增长、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的角度去理解其意义。英国数字化电视转换领先世界，源于其在广播电视及相关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激进式改革，这一改革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

    英国数字电视政策策动力

    欧洲是交互电视的摇篮，1993年，英国进行了欧洲最早的地面数字传输技术的试验。1995年8月，英国公布《数字地面电视发展纲要》，1996年出台《广播电视法案》，1997年，开始发放数字电视牌照。截至2006年底，数字电视遍及72.5%的英国家庭。官方非正式宣布，数字电视将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完全取代模拟电视。

    英国政府对于数字电视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市场主体，其对于数字电视的热衷源自于两个策动力：技术融合和新自由主义思潮。

    技术融合的核心是数字化。数字化技术使得长期横亘在通讯、广播和计算机之间的技术壁垒开始消融，频道资源得以迅速扩容，也为过去彼此分离的不同媒介公司进入彼此业务提供了可能。英国政府欢迎基于技术融合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并主动调整监管架构以适应数字化要求。这一积极态度源于三个因素：首先，数字化转换被视为振兴国内消费电子产品及相关高技术产业的机遇；其次，英国不甘心在信息时代落后于美、日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希望通过发展数字技术谋求竞争优势和长远经济增长；第三，无线通讯服务爆炸式发展导致了广播频率资源的短缺，而数字化转换可以缓解频率资源紧张的状况。

    数字技术对电视产业产生了深层次的挑战，然而，单靠其自身力量无法使整个电视产业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电视产业格局最终的改变取决于另外一个重要动因——政治，它决定了政府动用国家权威去调整电视产业，而社会思潮对政策过程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新右翼马格丽特·撒切尔1979年大选的获胜被看作是英国通讯监管历史上的分水岭。新右翼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市场”，坚信私有化能够消除寡头垄断，支持有线电视发展应借助私有资金，而拒绝为其提供任何公共财政支持，同样，卫星电视在英国的发展动力同样来自政府借助高技术壮大市场，从而实现将电视产业从既存双寡头垄断体制下解放出来的承诺。

    英国数字电视决策模式

    与纸媒介奉行的自由主义不同，英国广播电视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严格的监管体系之下。监管基于两个目的：垄断的威胁和快速增长的商业主义，监管的必要性在于，限制市场的消极作用而发挥其积极作用。“公共服务”是对广播电视实施监管的传统解释，英国人认为只有公共机构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因为只有公共机构才能独立于任何利益之外，包括政府，因此广播电视应置于公共机构监管之下。实施监管的第二个解释涉及广播电视技术本身——频率资源短缺。广播电视的传输频率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各频率之间容易相互干扰，如果频率不受限制地发展，势必会引发混乱，而集中分配频率资源和执照许可被看作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20世纪60年代，英国广播电视的监管体系从监管向去监管化转变，监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标志性的转折点是1990年广播法案的通过，其核心内容是提升商业化、弱化监管和准许其他商业机构进入广播电视媒介领域。2003年修正的通讯法案建立起一个新的产业监管架构，一个新的单一监管机构——通讯办公室取代了原有的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独立电视委员会、电视办公室、广播电台协会、广播传播协会5个监管机构，引入一种更适合数字时代商业传播的新架构，这是适应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关键性改革，也是整个制度再设计的最后一步。
 
    英国广播电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