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不久前有过相反的教训。黄禹锡是韩国克隆专家，在韩国享有崇高的声誉，成为韩国人心中的民族骄傲和国家形象的象征。他在培育胚胎干细胞中弄虚作假，真相的揭露被拖延了。“在这中间，韩国媒体对大众形成了误导，并成为争议的直接参与者，韩国国民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和对黄禹锡的个人崇拜形成的‘舆论暴力’，加上韩国政府模棱两可，纵容事态发展的态度，在这里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最后导致了韩国的国家形象受损，导致世界各国对韩国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难以理解。

　　由于媒体传播手段和渠道的急剧变革，个人对信息传播的介入程度大大加深，人们极大地增加了获取和传播信息的可能性。从信息量的角度而言，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实现真正减少不确定的以实现合理判断的难度增大。新传媒环境下，个人传播的角色急剧凸现，频繁干扰组织化的传播活动，常常干扰受众作出合理判断。比如，法国有一些人，在网上用总统希拉克的名字建立博客，在上面大开国际玩笑，讽刺布什愚蠢，拿普京开玩笑，等等。这些泛滥的博客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对国家首脑的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希拉克也不得不自建博客来消减干扰。从这方面看，增强公共信息的透明度有助于满足个人对信息的获取欲望，增加受众作出合理判断的可能性，同时减少个人对传播活动的干扰机会。

　　在对外传播中，我们提倡“让世界了解我们，让我们了解世界”，能够为世人所知的才是真实的，才能表现出中国走进和融入世界的坦诚心态。总是试图遮遮掩掩，对外部世界抱有很强的警惕心态的信息传播态度，是不足取的，极易造成封闭保守的形象。对外传播的信息如果不能够做到适度透明，一方面，信息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被传播出去，造成宣传上的被动；另一方面，模糊的信息在传播中容易受到干扰，最终可能因被扭曲而危害国家形象。新媒体的大量涌现为提高信息透明度提供了很好的传播工具与途径。在中国快速发展和提出和平发展的今天，逐步提高公共信息的透明度，捕捉新传媒环境中的有效传播机会，将有利于消除外国舆论对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的担忧，消弭“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比如，所谓的中国“政治军事威胁论”，研究者指出，在未来的国家形象建构中，中国的政治军事形象应突出“自信”、“透明”趋势。很显然，这一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有赖于信息透明度的不断加大，有赖于我们对信息传播规律的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当然，提高信息透明度，并不意味是为了传播而传播，而要考虑国家利益，考虑信息过度外涉可能会引发的不良后果。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没有绝对的透明度，一切要以整体的国家利益为准绳。否则，可能被西方媒体“借力”进行宣传炒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适度的冲突被认为是一种“安全阀”，冲突可以看做是矛盾情绪的释放，对于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认为，判断冲突的功能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关键是看冲突问题的类型是否涉及冲突双方关系的基础。当由于表面性的问题发生冲突时，这种冲突可以成为维护结构的工具，当冲突是围绕核心价值而发生时，它就有可能威胁社会群体。在把握信息透明度时，也可以借用这个判断标准。当涉及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际声誉等，就应该十分慎重；当涉及的只是社会的局部冲突，如突发危机事件、地区性局部矛盾等，并不影响国家利益大局，则可以适当放开，勇于